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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毛澤東與黃炎培(一)
編輯:admin  ‖  發布時間:2019-03-19  ‖  查看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開展,毛澤東十分重視發揮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作用。他認為,共產黨的幹部不能害怕民主人士,對民主人士采取排斥的態度,而應該樂於並且善於與民主人士打交道,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呼聲。在這一方麵,毛澤東身體力行,經常抽出時間與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談話、聚餐,進行書信往來,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他與黃炎培的交往,便是其中的一段佳話。

■很早即與黃炎培結緣■
毛澤東很早即與黃炎培結緣。1920年5月,江蘇省教育會集會歡迎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杜威訪問上海,黃炎培主持會議,並發表演說。當時年僅27歲、正在上海逗留的毛澤東聆聽了黃炎培的演說。後來,毛澤東兩次向黃炎培提到當時的情景。1945年7月1日,黃炎培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訪問延安。毛澤東歡迎他時說:“我們二十多年不見!”然後告訴黃炎培在歡迎杜威的會場中就已見過他。1949年8月1日,毛澤東邀黃炎培至中南海頤年堂,暢談4個多小時,其間又問他:“知道我們第一次相見在哪裏?”然後說:“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你演說中國一百個中學畢業生,升學者隻多少多少,失業者倒有多少,這一大群聽眾中間有一個毛澤東。”可見毛澤東對黃炎培的演說印象之深刻。

抗戰時期,民主同盟領導人沈鈞儒之子、畫家沈叔羊畫了一幅畫,上有一把茅台酒壺和幾隻杯子,請黃炎培題字。黃炎培想起紅軍長征時,有報紙稱紅軍戰士在茅台酒池中洗腳。針對這個傳說,他在畫上題了一首七絕 進行調侃:“喧傳有客過茅台,釀酒池中洗腳來。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以此諷喻了這個傳說的荒誕無稽,維護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這幅畫在重慶展出時,董必武把它買了下來帶回延安,毛澤東看到之後非常喜歡,就把它掛在了會客室裏。這無疑是對黃炎培的一種高度認可和肯定。
抗戰時期,中共在全國各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影響與日俱增。毛澤東作為中共的領袖,得到了黃炎培仰慕和關注。黃炎培開始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和接近中共以及毛澤東。1937年12月19日,黃炎培從武昌坐車前往長沙,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車上讀毛澤東自傳及毛論中日戰爭,毛夫人賀子珍小傳。”對美國記者斯諾所寫的《毛澤東自傳》,黃炎培讀過多遍,認為“應作中國共產黨發展史讀”。後來,黃炎培作為社會賢達人士的代表進入國民參政會,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過從甚密,經常在一起聚餐,或者定期晤麵長談,對中共的方針政策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在爭取憲政民主、反對國民黨專製獨裁的鬥爭中與中共密切合作,逐漸成為了中共的好朋友。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與黃炎培的交往,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應該是1945年7月黃炎培訪問延安時,兩人在延安窯洞中關於周期率的對話了。當時黃炎培看到中國共產黨人朝氣蓬勃,作風麵貌與國民黨完全不同,對中國共產黨人的事業充滿了期待,就對毛澤東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國共產黨有什麽辦法嗎?毛澤東肯定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回答,更加拉近了黃炎培與他在思想上的距離。延安之行結束後,黃炎培把他的所見所聞寫成《延安歸來》,如實地向國統區的廣大人民群眾宣傳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念、作風和嶄新的麵貌,產生了很好的反響,也進一步獲得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對他的好感。
 
■非同一般的禮遇和尊重■
新中國成立前後,在毛澤東所交往的民主人士中,黃炎培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禮遇和尊重。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等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到達北平。當晚毛澤東設宴招待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歡敘長談。26日,毛澤東單獨邀請黃炎培到北平香山雙清別墅做客。黃炎培是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招待的第一位客人。當黃炎培到達雙清別墅時,毛澤東親自到大門外迎接,並攙扶著他走下汽車。進入北平的第二天,毛澤東即在住處單獨招待黃炎培,這是很高的禮遇了。在民主人士中,能獲此禮遇者,僅黃炎培一人而已。
在當晚的談話中,毛澤東表示,希望黃炎培利用其威望和影響,在新中國的建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他說:“黃老,你是我老師的老師,請你幫我個忙好嗎?我知道你長於教育,辦了幾十年學校,但希望你新中國成立後去搞工商業”;“請你做新中國民族工商界的牽頭人,一方麵向共產黨反映民族工商業家的要求,另一方麵向他們傳遞共產黨的聲音”。他說,中國共產黨對待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將不同於蘇聯,不會像斯大林那樣“趕盡殺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發展。新中國實行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四麵八方”,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希望黃炎培利用自己的影響,迅速向外界傳遞這一精神,以安撫對共產黨的政策不了解、彷徨不定的工商業者。黃炎培聽了深受鼓舞,當即接受了毛澤東的重托。28日,黃炎培即按照與毛澤東商談的結果,分別給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工商界朋友發出5份電報,向他們解釋和傳達中共的政策,同時敦請他們前往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與中共共商建國大計。
毛澤東不僅禮遇和尊重黃炎培,對其創建和領導的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也格外關心和重視。由於民主建國會與上海的工商界有著密切聯係,1949年4月15日晚上,毛澤東在雙清別墅專門邀請黃炎培及民主建國會同人聚餐談話,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以及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上海市委負責人饒漱石、劉曉、劉少文等人陪同。聚餐和談話持續了很長時間,黃炎培“十二時半歸”,其間毛澤東“為解放上海囑同人效力”。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主張繼續幹涉中國內政,認為“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將希望寄托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各民主黨派身上。白皮書發表後,中國的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紛紛發表談話對白皮書進行譴責。在黃炎培主持下,中國民主建國會經過集體討論,起草了《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8月24日以民主建國會在北平發言人的名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聲明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企圖在中國發展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實際是要將民族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作為它幹涉中國內政的工具;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基本利益的矛盾決定了它對一切帝國主義(包括美帝在內)的態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工具”,隻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唯一光明幸福的道路。毛澤東看到聲明後非常高興,馬上函告秘書胡喬木,要求將其“全文文播、口播,並播記錄新聞”。並於當天致信黃炎培,對聲明給予很高評價:“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這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當是極大的。”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親筆致函黃炎培。黃炎培接信後,既感激又興奮,立即給毛澤東回信致謝,並表示“希望主席時時指教”。8月26日,毛澤東寫了給黃炎培的第二封信,對其表示慰勉,信中說:“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興。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
新中國成立後,黃炎培與毛澤東常有書信來往。從毛澤東寫給黃炎培的信,可以看出毛澤東與黃炎培既有濃濃的公誼,也有深厚的私交。毛澤東與黃炎培除了談論國家大事,對他的生活也非常關心。黃炎培年事已高,每每身體有些不適,毛澤東都會殷切詢問。此外,毛澤東和黃炎培都愛好寫詩填詞,兩人的書法藝術也都達到了較高的境界,因此他們還會互贈詩詞墨跡。黃炎培曾多次把自己的詩集,如《紅桑集》等贈給毛澤東。毛澤東則在1956年12月4日的信中,把1954年和1956年6月填的兩首詞《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遊泳》抄贈給黃炎培。黃炎培得到這兩首詞的墨跡後,極為珍視,時以展示同好。
 
■鼓勵黃炎培反映情況和問題,監督各項工作■
黃炎培為人直率真誠。新中國成立後,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支持黨和人民政府的各項工作,但對於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也會直言不諱地向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反映,為此他常常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的“諍友”。毛澤東謙虛謹慎,作風民主,善於聽取不同意見,重視發揮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對黨和政府的監督作用。對於黃炎培向他反映的情況和問題,他總是十分重視,采取歡迎和鼓勵的態度。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解決國民黨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實現國家財政狀況的根本好轉,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開展了平抑物價、統一財經的工作。到1950年4月前後,這兩項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國家的財政狀況已經開始好轉。與此同時,在城市和農村都出現了一些較為嚴重的問題。在城市,由於銀根抽緊,物價下跌,稅負偏重,私營工商業發生了嚴重的資金困難,工廠紛紛倒閉,工人失業增多,市場嚴重蕭條。在農村,某些地方征糧超過定額,甚至在發生嚴重災情的情況下還加重征糧,造成農民生產生活發生嚴重困難。黃炎培了解到這些情況,憂心如焚。1950年4月17日,他給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寫了一封3000餘字的長信,坦言直陳:“現實局勢是相當嚴重的,財政在好轉,人心在惡化。”上海“陸續有人去香港,倒不是避繳公債,而是人心動搖,失人心可惜”。措辭非常尖銳,但毛澤東並不計較,而是給予高度重視。他不僅指示將這封信分送有關人員傳閱,而且在4月26日約見黃炎培,當麵聽取黃炎培反映情況,並就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征求意見。
在毛澤東的鼓勵下,黃炎培進一步了解情況,4月29日又寫了一封7000餘字的長信送呈毛澤東,進一步反映了農村某些地方存在的災情嚴重、超額征糧,城市存在的工商業稅負過高和強迫購買公債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毛澤東雖然從不同渠道已經有所了解和掌握,中國共產黨也已經開始采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但他對這封信仍然非常重視,先後指示陳雲、薄一波、陳丕顯等人對這些情況進行調查,並將情況向黃炎培反饋。1950年5月9日,陳雲致信毛澤東,就黃炎培所反映的華東公糧和上海稅收任務過重及實行合理負擔不夠等問題作出說明。5月15日,毛澤東即將陳雲的信件轉給黃炎培,並寫信說明:“糧稅事,我告陳、薄後,已有複信,茲附上請閱。如有意見,請再告。”
針對黃炎培在信中反映的蘇南地區災情及征糧過重等情況,毛澤東在1950年5月12日致電華東局負責人饒漱石,要他轉告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對黃炎培反映的情況和問題“派員詳查,按照實事求是精神,有則說有,無則說無,是則是,非則非,逐一查明”,並向中央作一較詳細的報告,以便答複黃炎培。後來,毛澤東不僅將陳丕顯的報告轉交給黃炎培看,還寫信建議他去找陳丕顯,當麵了解情況。信中說:“介紹陳丕顯同誌和先生一談。他是中共蘇南區黨委書記,是蘇南方麵的主要負責人,上次我給先生看的那份報告就是他寫的。先生給我的意見書一個月前就寄給陳同誌看了,他表示對先生致謝意,但認為有些與事實未盡符合,談時請詳詢之。”後來,陳丕顯和黃炎培專門談了三個半天,向黃炎培詳細介紹和解釋了其關心的一些情況和問題。對此,黃炎培十分感動。
在黃炎培向毛澤東所反映的情況和問題中,也有一些與實際情況不相符或差距較大的。遇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則以各種方式讓黃炎培了解真實情況,用事實來說服和教育黃炎培。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進行的土改運動中,有一些工商業者兼地主向黃炎培寫信告狀,說新解放區的土改“鬥爭過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黃炎培陸續向毛澤東轉達了這些信件,並寫信希望能夠予以解決。對此,毛澤東一方麵致信黃炎培,表示已將信件轉寄有關負責同誌,“並請他們予以調查,酌量處理”;另一方麵,毛澤東不斷將各種土改文件和報道寄給黃炎培閱看,讓其了解土改政策和實際的土改情況。黃炎培看了這些土改材料後,主動要求去他所關心的蘇南各地考察。毛澤東對此表示支持。他在1951年1月10日,專門致信饒漱石、陳丕顯說:“黃先生準備於本月內赴蘇南各地去巡視,我已囑他和你們接洽,到時望將全麵情況和他詳談。”又在1月13日會見黃炎培,對他說:“你們去看看很好,可以選擇好的、差的一二處考察,可以聽到各級領導幹部、農民、地主富農三方麵的意見。”
1951年1月19日,黃炎培一行離開北京赴蘇南農村,通過半個多月的實地調查,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對土地改革有了符合實際情況的了解和認識。他認為,蘇南的一些地區雖然在短期內出現過“亂打亂殺”的現象,但很快得到了糾正。因此,“蘇南的土改基本上是辦得好的”。回到北京後,他寫了《訪察蘇南土改報告》,呈送給毛澤東與周恩來參閱。《報告》中,黃炎培對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某些不依法辦事的現象也提出了看法。不久之後,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鎮反工作采取適當收縮和更加慎重的方針,一些“左”的現象得到了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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